《南京城墙》杨国庆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2

内容简介：

城墙，并非一堵墙那么简单，它蕴含了中国数千年丰厚的文化记忆。南京城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仅是我国第一个在江南定都的统一王朝的首都，也是明清北京城规划与建造的蓝本。南京城墙经历过岁月的洗礼、蒙受过战火的硝烟，甚至遭受过人们认识局限下的部分拆毁。值得庆幸的是，它仍然是目前世界城市中最长的砖石构造的城墙，是城市具有标志性的、体量最大的历史建筑物。南京城墙，已然成为南京的一张城市名片!走上城墙，悠然可以体会到南京这个十朝古都的无穷魅力和恢弘气度。《南京城墙》以深入浅出的文化普及姿态，从都城学、城市学、规划学、军事学、军事学、建筑学、历史学、方志学、地理学、风水学以及艺术学、美学等多方面介绍南京城墙。本书信息权威、通俗易读，以严谨而流畅的语言，展现了南京城墙千余年的历史与影响力。

作者简介：

杨国庆，副研究员，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20多年来，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发表或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专著，影响较大的有《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南京城墙志》、《南京城墙砖文》、《城墙文化的意义与当代城墙文化保护》等。作品多次获得省、市级以上社科奖，其中《南京城墙志》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原创工程奖”。先后以专家、访问学者身份赴意大利、德国进行合作保护城墙和城墙比较研究。2012年，被授予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帝都神话到人间

第一节 “城”的由来

第二节 孙权对南京城的贡献

第二章 江南烟水帝王城

第三节 六朝政权更迭对都城的影响

第四节 六朝都城的规制与增改

第五节 六朝城墙的文化意义

第三章 承前启后南唐城

第一节 杨吴、南唐政权与城池营造

第二节 南唐城池的意义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城池

第四章 明都南京的规划

第一节 道家堪舆术与南京城墙设计的文化背景

第二节 京城形态为天象“南斗”与“北斗”聚合

第三节 南京城墙的宇宙观与宗教观

第五章 旷世城垣的诞生

第一节 明都南京城池的营造

第二节 营建城垣中的各项措施及参建人员

第三节 建材的采集、制造和运输

第六章 城池构造的特点

第一节 南京城墙四重城垣

第二节 城墙构造上的其他特点

第七章 城墙影响与故事

第一节 南京城墙的影响

第二节 砖文故事

第三节 传说故事

第四节 中外名人眼中的南京城

第八章 刀剑炮火的经历

第一节 南京城墙的守备

第二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城池攻防战

第三节 近代炮火下的绝唱

第九章 拆城与保城始末

第一节 从堵城门到开城门

第二节 城墙拆、保之争

第三节 难言的拆成之痛

第十章 城墙功能的转型

第一节 历史的反思

第二节 大规模修缮城墙

第三节 城墙保护任重而道远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帝都神话到人间 (部分选摘)

有一个神话在南京流传了千百年，亦真亦假的人和事，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这个编造出的诡异传说使南京或者说南京城墙的早期发展，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神话中说，公元前3 世纪，一位没留下姓名的风水先生看了南京的山水之后，断言五百年后这里将要出现新皇帝。在这个故事中，统一中国的皇帝—— 秦始皇成了主角。他在东巡途经这里听到传说后，遂改金陵为“秣陵”。“秣”是喂牲口的草料，把埋葬黄金的地方，改换成掩埋草料之地。秦始皇不仅想从地名上消除这里的“王气”，还征派当地军民将境内最高的北山(即钟山)余脉挖断，并形成了一条通向长江的河流，改变了地貌的形态，这就是被南京后人称为“母亲河”的秦淮河。

后人依据这个神话故事还进行了再创作，演绎成一个谶语：南京虽有适合建都的条件，却被秦始皇挖断了南京都城的龙脉，即便建都也是短命的。还举出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在南京建都的东吴52 年、东晋104 年、南朝宋60 年、南朝齐24 年、南朝梁56 年、南朝陈33 年、南唐39 年、明53年、太平天国12 年、中华民国16 年(未计南京沦陷的8 年)，除了东晋王朝，再没有一个王朝超过百年。是秦始皇断了南京的“龙脉”，还是历史的巧合，恐怕谁都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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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这个神话的南京，地处中国长江下游的江边，是水陆交通的要津，资源比较丰富，经济腹地宽广，地理位置优越。秦淮河全长110 公里，流域面积约2630平方公里，流经地区是一片长期积淀形成的黏质土壤的冲积平原，为后来南京地区的农业发展，以及南京成为江南富庶地区之一提供了基础。南京的先民们在这条河的周边地区居住和繁衍，遗留了一批古人类和古文化的遗址。

南京城区最早出现城池的记载是越城，又称范蠡城，俗称“越台”。东周元王四年(前472 年)，越王勾践灭吴，在今南京城南秦淮河南岸长干里与雨花台之间的一片高地上筑起一座城池，城周二里八十步(约991米)。据史料记载，越城由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主持建造，作为攻防楚国、进而争霸中原的重要据点，范蠡曾率领越国部队驻守过这座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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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南烟雨帝王城(部分选摘)

中国城市的城墙中，六朝时期的都城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无论是它的诞生，还是它的消亡，都能吸引世人—— 尤其是文化人的目光，甚至在城墙荡然无存的许多年以后，人们还是愿意拿它来说事。这种城墙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城墙中实属罕见。

西晋文学家左思创作的《三都赋》(即《吴都赋》、《魏都赋》、《蜀都赋》)在洛阳传出后，人们竞相抄写《三都赋》的内容，而造成纸张供不应求，纸价上涨，中国成语中“洛阳纸贵”就是指此情形。除了左思优美的文笔，描述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概况，尤其是三个都城的城市规划和景观，更是人们迫切希望了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吴都赋》中，城市城墙和布局是如此雄壮、又如此美丽：“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道陆衢。…… 高闱有闶，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 西晋另一位文学和书法大家陆机(261— 303 年)，时有“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之称，原本也打算写《三都赋》，但是感觉很难超越左思，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东吴大帝孙权在南京创建的第一座都城—— 建业城，就这样进入了文化人的视野，并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台城，是东晋和南朝政权核心所在地，在政权频繁更迭中发生和流传出很多皇室故事，为后代文人骚客所乐道。所以，“台城”的名声远远超出了建康宫的正名。“梁武帝饿死台城”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南朝，那个曾推翻南齐做了皇帝的梁武帝萧衍，一生崇信佛教，曾4 次“舍身”出家同泰寺，再由群臣重金将其“赎回”。梁武帝在85 岁时，却被叛将侯景软禁在台城的净居殿，不给生活用品，限制他的饮食，不久忧愤成疾而亡。

唐时台城尚有部分遗迹，故让一些诗人留下委婉哀戚和抒写世事兴衰的千古绝唱。如唐朝花间派词人韦庄(836—910 年)在《台城》诗中写道：“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中画面是江南美好的景物，而通过“梦”、“空”和“无情”几个关键词，却使人对台城所隐喻的六朝政权和史事，产生了诸多遐想和感叹。元代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中称：“台城，一曰苑城，本吴后苑城。晋成帝咸和中，新宫成，名建康宫，即世所谓台城也。在上元县东北五里，周八里，濠阔五丈，深七尺。今胭脂井南至宣阳楼基二里，即古台城之地，尽为军营及居民蔬圃。”这说明台城的遗迹在唐朝之前还能寻踪觅影，至杨吴因兴筑金陵府城而逐渐荒芜，成为“蔬圃”之地。

自晚清以后，可能出于对台城一种文化的眷念需要，人们误将鸡鸣寺后面一段400 余米长的明代城墙讹称为“台城”。到了民国时期，这段所谓的“台城”被更多文化人所魂牵梦想，以致著名章回小说家张恨水(1897—1967 年)说：“城墙是大美玩意儿，而台城这一段墙，却在外(后湖)看也好，在里看也好，难道我有一点偏见吗?”从各种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考察情况来看，现在人们传说的“台城”—— 南京解放门向西一段城垣(今属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与六朝时的台城(即建康宫)毫无瓜葛，这是明洪武十九年(1386 年)“新筑后湖城”时遗留下来的一段“废城”。后人看重台城，是它具有历史文化符号的意义。

六朝城墙的另一个文化符号是石头城。唐朝诗人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824—826 年)作诗《金陵五题》，以联章方式，歌咏南京的五处古迹，总结历史教训。第一首就是《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到了元朝，诗人萨都剌登上石头城，抚今追昔，用苍凉的韵调，以富有悲剧意味的形象，发出了风云易消、青山常在的感慨：“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此后，以石头城为题材的诗文佳作层出不穷，成为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大。

六朝的台城和石头城，在南京城市文化史上似乎成了一个坐标，使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和理解有了深度和定位。南京长期被解读为一座充满伤感的城市，恐怕这也是由来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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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都南京的规划(部分选摘)

朱元璋建造的南京城墙由四重城墙组成，即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其中皇宫为何被规划在偏于城东一隅的湖水中，朱元璋为何认可这样的规划?公元1366 年全国统一战争进行中，朱元璋为何调动数万将士在南京填湖建宫?京城城墙十分奇特的形状究竟是军事防御需要，还是另有隐情?当年建造者通过城墙的建筑语言，隐含的设计思想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当年文献没有留下现成的答案，后人只能揣摩、分析和研究，这是认识南京城墙及其文化内涵的前提。

近年来，明代南京城墙的形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有的学者提出：南京城墙形状是“宝葫芦形”;南京城墙形状“呈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形”;南京城墙沿着皇城区、商业区和军事区的周边“随着地形曲折围合而成，其总平面西北窄，东西宽，呈宫扇形”;甚至还有的市民提出“南京城墙形状是朱元璋的脸形” ……

自明代中期(16 世纪初)，关于朱元璋建都南京就出现了许多不同说法。

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思想除了受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条件制约外，还受到传统的道家堪舆术的深刻影响：其一是风水理论(地);其二是仿效宇宙星象(天)。而这两点，又受到皇权思想的规范、修订与补充。因此，中国古都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包罗万象，是一门新的学科。元末明初，南京城墙设计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中仿效宇宙星象的做法，与受到道教文化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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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追述当年南京造城原因时，往往将元至正十七年(1357 年)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三策的告诫，当成朱元璋在南京建造城池的理由和依据。其实，当年朱升的“九字三策”对朱元璋产生的警示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影响着朱元璋在南京的大政方针，但是对南京城墙的营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朱元璋选择并决定在南京建造新的城池，与当时修造其他各地城池最大的不同背景在于：这不单纯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而筑城。从中国古代建都史以及朱元璋洪武一朝对建筑，特别是对一些都城礼制方面建筑的重视程度来看，朱元璋以及刘基等人通过南京城墙的建筑语言，表述了这个新生政权统治者对都城营建的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14 世纪初叶道教思想在南京城墙的聚象反映，以及朱元璋对传统的“国之中土”论新的发展和变通。朱元璋眼中的南京仍然称得上是“国之中土”，他在《阅江楼记》中作了这样的阐述：“朕本寒微，当天地循环之初气，创基于此。且西南有疆七千余里，东北亦然。西北五千之上，(东)南亦如之。北际沙漠，与南相符。岂不道里之均，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话是这样说，但南京毕竟偏于我国东南。宋濂也曾写过一篇《阅江楼记》，其中说：“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这一点包括朱元璋本人，心里也是清楚的。

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史上，针对古建筑选址中某些不利的客观因素，借宇宙星象投射以及风水设置以弥补这些缺憾的现象，实例很多。明代朱元璋、刘基等人在这方面，可能更多汲取的是宇宙星象的投射。1366 年，就在南京大规模进行城市建造之际，朱元璋对“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评论道：“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下修人事，上合天道，…… 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在多种明史典籍中，朱元璋这类言论几乎随处可见，特别在登基前后的十余年间。

刘基等人为了体现朱元璋“皇权神授”的统治地位，在规划南京城墙时，设计思想主要是仿效宇宙天象的投射，并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南京的丘陵、河湖等特殊的地理条件，利用南京旧有城垣以及考虑军事防御需要等情况。京城城垣营建的平面图呈“南斗星”与“北斗星”聚合形。

南京城墙“南斗与北斗”的聚合，具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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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惟我独尊”、“面南而王”的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当然包括都城所有皇家建筑在内的)礼仪和官制，认为世界以中国为中轴，国土的周边全是蛮夷戎狄。于是，形成了“万邦来朝”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世界观，无论天朝的臣民或是四夷外邦，均须以中国皇帝为寰宇的共主。中国古代建都自秦代咸阳开始，直到明、清南京、凤阳(中都)、北京皇都的设计，基本都是受这种“天极”观念影响演化而来。

由于受“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理念的影响，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根据对天象星座的长期观察，将环绕北极和比较靠近我国周围上空的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并附之以诸星座。所谓“三垣”，是指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由于各垣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围绕成城垣的样子，故称“三垣”。二十八宿是：青龙七宿、玄武七宿、白虎七宿、朱雀七宿。其中，每一“垣”、每一“宿”，都由一定数量的星所组成。

元末明初的南京城墙，大体是依照这种天文思想以及天宇中各星宿的位置为依据建造的。南京城墙在整体上呈现“南斗”与“北斗”聚合，反映了朱元璋等人对南京所处我国东南、偏于一隅这种缺憾利用天象星宿文化在建造京城时的校偏心理，从而隐喻南京的都城是“环宇”中的“国之中土”。坐落于“北斗斗勺”内的皇宫，则在强化皇权天授这种历代帝王思想的同时，突出了帝王尊贵、使人敬畏的建筑效果。最终建成的南京皇宫在形制上，依照《礼记》设五门三殿的旧制，从外向内依次为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在五门之后，设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正殿。六宫则依照《周礼》旧制，正殿之后设置乾清宫和坤宁宫，相对两宫正门设有“日精门”和“月华门”，以喻帝、后之居犹如天地日月精华之所在。在皇城城垣上开筑城门有洪武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以隐喻开国的洪武一朝天下长治久安。将南京皇城城门名取“安”字，不由使人联想到洪武元年八月，“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的“北平”，所蕴含的隐喻意味。

南京皇城、宫城内的建筑(包括宫城城墙、皇城城墙)，同样也是依照古代天文思想建造的。在北斗“斗勺”内的皇宫区，最为瞩目的要算紫禁城里的“三大殿”—— 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朱元璋通过这三大殿的建筑，也隐喻了他的施政纲领和“皇权神授”的思想：“奉天”，依照“天”的法令行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无往非奉天也。义至精博”(《明会要》卷七十二);“华盖”，为古代天文“三垣”的紫微垣中五帝内座上的16 星，《石氏星经》称：“五帝内座是华盖下帝座”，取名“华盖”的目的，不言自明;“谨身”，是朱元璋登基前后直至“驾崩”的一贯主张，他在《游新庵记》中历数中国自“…… 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汉武帝因李少君等而翼长生，魏道武因寇谦之行天宫静轮之法，唐玄宗与叶法善同游月宫，宋徽宗任林灵素度道士数万。此数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则善矣，何愚之至甚”。朱元璋认为假以佛、道之论，而“不知修躯，以躯使神，岂不愚人欤!”说的是为“人主”需要修身。他在遗诏中称：“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所谓的“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八个字，也为其“谨身”做了最好的注脚。通过这三大殿的设置，朱元璋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而这正是道家所推崇的一种修行境界。

第七章 城墙影响与故事(部分选摘)

明朝时期，人们就对南京城墙有了很到位的评价。谢肇淛(1567—1624 年)在《五杂组》中赞叹道：“…… 至于长干一望，丛林相继，金碧照目，梵呗聒耳，即西湖(今杭州)之繁华、长安(今西安)之壮丽，未有以敌此也。”学识渊博的江宁(今南京)人顾起元(1565—1628 年)，七次推官不任，在《客座赘语》中对家乡的城墙记述道：南京城墙“高坚甲于海内。…… 聚宝门左右皆巨石砌至顶，高数丈，吾行天下，未见有坚厚若此者也”。

当时，南京城墙也引起了外国来华使者的关注和赞叹，扩大了南京城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南京城墙体现了明代都城的气势，从整体上发挥了弘扬“国威”的作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 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写道：“这座都城叫做南京…… 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壮，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 它为三重城墙所环绕。…… 有些被认为是危险的地点，他们很科学地利用了天然防御。很难确定这城墙四周的全长。当地人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南京城墙“囊括了该城的大部分重要区域。…… 从数学上计算它的纬度，它几乎正在全国的中央”。“此城一度是全国的都城和几百年来古代帝王的驻跸地，尽管皇帝…… 已移位北方的北京，南京仍然没有失掉它的雄壮和名声。”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他在目睹北京之后又写道：“此一城市之规模，其房舍之布置计划、其公共建筑物之结构、以及其防御工事(作为城市防御工事当指的是城墙—— 笔者注)等，均远逊于南京。

第八章 刀剑炮火的经历(部分选摘)

1937 年11 月11 日，面对侵华日军的威胁，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开始做守城准备。同年11 月20 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并做出短期固守南京的决定。11 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作战大本营发布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中国守军共约十万余人。中国守军试图利用南京城墙及周边地形，建立以城墙为主的、有纵深的防御体系。据《中国军事史·兵垒》称：“南京城防以城垣工事为核心，加筑一道钢筋混凝土工事为外围，再配合野战阵地，形成三道可靠的阵地带。”

南京城墙，在当时显然受到中、日交战双方的高度重视。早在1934年8 月14 日，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就针对当时的南京局势，提出《关于南京城防建议案》六项，其中第一项即为修葺南京城墙。

1937 年12 月6 日，南京市区实行戒严，封堵部分城门。次日，蒋介石飞离南京，并宣布南京为交战区。12 月9 日凌晨，侵华日军从南京东南方向抵达南京城墙附近，并将野山炮推至高桥门附近，向光华门轰击，“不一时洞穿二穴，敌军小部突入，当被我军击灭。此后随堵随破，几频于危者凡三数次……”12 月10 日，日军向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第三峰同时攻击，下午五时许，日军胁坂部队在光华门城头上立起日章旗，即遭到南京守城将士和炮火的猛烈袭击，伊藤善光少佐被手榴弹击中毙命。据伊藤勇在《日中战争实战记》称：“12 月10 日，胁坂部队的伊藤大队第一个抵达南京光华门，树立起了日章旗，但是遭到了敌方的奋力反击，日章旗迅速地被夺了下来，伊藤大队长也战死了。光华门的高度有13 米，有着宽度100 米的护城河，进口处堆着土包，更铺设了带电的铁丝网。城墙上架好了十几挺机关枪，城门有两道门。” 在日本国内，12 月10 日光华门之役被报界渲染成“期待已久的太阳旗飘扬在南京城头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于是全国上下一片疯狂。人们在报纸上印着的醒目的南京地图上，兴奋地指着“就是这个城门，就是这个城门”。不久，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日本报界记者们臆想的“占领”。当夜，南京守军第156师选派敢死队坠城，将龟缩在

城门洞内的日军悉数歼灭，夺回该城门。这是当时令日军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日本军界为此大为光火。所以，光华门给当时的日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南京沦陷后，许多日本军政要员来南京时，均到此城门参观。1937 年12 月20 日，

日本皇族、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视察弹痕累累的光华门，听取当时胁坂部队的汇报，并表彰“因率突击队攻入光华门”的“功绩”，亲自向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伊藤大队第一中队山际少尉颁赠御赐的日本军刀。

12 月11 日中午，日军劝降不成，开始从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和中华门等城门或城墙地段对南京城发动总攻，后续增援的野山炮、飞机和坦克等重型武器也全部调集在城墙下，狂轰滥炸，日军山田工兵部队的爆破挺身队成功爆破了中华门段城墙。在日军猛攻南京城墙的战斗中，以中华门、通济门、光华门、中山门和太平门五座城门的争夺战最为激烈。据《申报》1937 年12 月12 日转引同盟社称：“日军胁坂部队十日下午五时半攻略光华门，与守军展开激烈战斗，而于傍晚遂占领光华门。入晚，华军增援大部队迭次实行夜袭，战况剧烈。……(11 日)，片桐、大野、野田、助川各部队由紫金山东北方向和平门与太平门进击，富士井、伊佐两部队由紫金山下直向中山门推进，各处展开激烈战斗，战况甚猛烈。”

12 月12 日，“雨花门及中山门城垣均为敌炮击毁数处……”除光华门、中山门、雨花门、通济门、中华门、水西门外，还有这些城门之间的多处城墙(如南京城墙西南角)，在日军炮火轰击下遭到严重的破坏。根据1939 年南京汪伪政权绘制的城墙修复示意图，城垣坍塌以至“容易通行”的标识，就达五至六处之多。南京惟一留存的明代制式城楼—— 中华门九开间三重檐的壮丽城楼，也在日军炮火下焚毁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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