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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捆绑“中国明清城墙”申遗

时间:2016-11-28 09:22来源:南京城墙网 作者:网站管理员
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入遗”,指日可待
     “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至今已历时十年。辽宁兴城城墙、江苏南京城墙和陕西西安城墙等3座“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2006年12月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排序第七。随后,该项目成员不断扩容,至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更新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已扩至6省8城,增加了浙江临海市台州府城墙、安徽寿县城墙、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城墙、湖北荆州市荆州城墙、 湖北襄阳市襄阳城墙,排序第十。2015年,该项目又扩充至“体量庞大”的10省13城,再次增加了河北正定城墙、河南开封城墙、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城墙、广东肇庆城墙、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城墙,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申遗呈现“8+5”的捆绑模式。2016年2月,安徽歙县徽城镇的徽州古城墙正争取加入“中国明清城墙”申遗项目。
      当前,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进展加速。其申遗的田野调查、文本编制、规划保护、人才培养等诸项工作正努力向前推进。按照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进展计划,2017年1月前正式上报世界遗产中心评审,2017年8月底前迎接国际权威专家的考察,2018年6月底前接待最终考察与世遗评审,迎接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也就是说,在没有大的意外的前提下,“中国明清城墙”将有可能在201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商丘古城单独“入遗”,困难重重
      从世界遗产的现状与申遗发展趋势的层面来审视,古城类项目申遗难上加难。当前世界遗产“不均衡性”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①遗产类型及遗产项目的数量不均衡。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太多,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等太少;“静态”较多,“活态”较少。目前,《世界遗产名录》共收录1031项,其中文化遗产802项(占比77.8%),自然遗产197项(占比19.1%)、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2项(占比3.1%)。②遗产“富国”与“贫国”不均衡。目前《世界遗产公约》的191个缔约国中,28个缔约国至今还没有世遗项目被收录,84个缔约国拥有的世遗项目数量在3个以下。与此相对应,意大利(51项)、中国(48项)、西班牙(44项)、法国(41项)、德国(40项)等遗产富国拥有惊人的世遗项目。③遗产分布地区不平衡。欧洲和北美492项(占比48%),亚太地区238项(占比2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34项(占比12%),非洲89项(占比9%),阿拉伯地区79项(占比8%)。为打破世界遗产的这种“不均衡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凯恩斯决议》的修改意见,将对文化遗产项目、遗产“富”国以及世界遗产项目“富裕”地区进行申报限制。这势必影响我国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此为其一。
      其二,从全球范围而言,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评定总体上呈现出以下趋势:由重视皇宫、宫廷、上流社会向同时重视民间和社会草根阶层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城市遗产向同时重视乡镇、农村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主体民族遗产向同时重视少数民族和原住民遗产的方向发展,由重视政治、军事、艺术遗产向同时重视工程、民俗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静态遗产”方向向同时重视“活态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单体遗产”向同时重视“群体遗产”“系列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纯文化遗产”向同时综合反映天地人关系的“自然文化复合遗产”方向发展,由单纯重视遗产的“物质”内容向同时重视遗产的“非物质”方向发展。针对古城类项目(包括古城遗址、活态古城等)申遗的发展趋势来看,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全球共有62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1996年至2005年十年间,全球共有78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其中1997年、2000年均有12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而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全球共有13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其中2010、2011、2013、2014、2015年均没有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这些发展趋势也必定影响传统遗产项目的申报,古城类项目申遗已成明日黄花。
      从国内世遗的现状与申遗发展趋势的层面来审视,古城类项目申遗难乎其难。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目前遗产总数48项,仅次于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二。其中文化遗产34项(占比70.9%),自然遗产10项(占比20.8%),双重遗产4项(占比8.3%)。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申遗规则及其发展趋势,我国的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将遇瓶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申遗现象将会持续。出于遗产保护的初衷,为提高申报质量,确保每次申报都能成功,国家文物局在2012年重设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后的名单共有45项,项目“打包”申遗渐成常态。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份名单中竟没有一个古城类申遗项目,就连被列入2006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凤凰古城”也悄然改变了申遗路径,更名为“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实际上,这也并不奇怪,也容易理解。因为我国已有平遥古城、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况且两古城被列入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对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如下界定:“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典范,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与“古城丽江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此前提下,如果国内其他古城项目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就一定要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之上,否则只能作罢。也就是说,平遥古城的“入遗”决定了国内再想以“明清古城”项目申遗,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吆喝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申遗的“荆州古城”“辽宁兴城”等,到头来只能走捆绑“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申遗、“阆中古城”只能走捆绑“蜀道”项目申遗。
      从商丘当地政府、民众关心支持以及商丘古城本体层面来审视,商丘古城申遗困难重重。商丘古城所在地目前仍属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保护古城,政府虽然出台了《商丘古城保护条例》,但囿于财力支持不足,仍没有充沛的资金对古城进行大规模地保护与修复,更无从顾及古城周边的环境整治,况且这都是申遗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商丘古城虽然曾于2006年(单独申遗)、2009年(捆绑大运河申遗)进行过两次申遗,但由于古城本身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管理等状况以及对外宣传力度、立法保护力度、民众的支持参与等方面存在不足,两次申遗均无果而终。
可以推测,在古城类项目申遗已成明日黄花的大背景下,商丘古城单独申遗在很长时间里只能是一个梦。
      商丘古城墙应自觉捆绑“中国明清城墙”申遗
      中国明清城墙“8+5”的捆绑申遗的13家名单中,西安城墙为第一批(196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城墙是第二批(1982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城墙、兴城城墙是第三批(198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荆州城墙、开封城墙是第四批(199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台州府城墙、寿县城墙、襄阳城墙与肇庆城墙是第五批(200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宣化城墙是第六批(200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城墙是第七批(2013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汀县城墙是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
上述13家明清古城墙分别代表了明清时期的都城、二级王城、府城或州城和卫所等城市体制。南京明城墙属于京师城池规格,凤阳明中都皇故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以“中都规制”兴建的都城建筑,西安明城墙属于二级王城,襄阳、荆州、台州属于府城,兴城是中国仅存的明代卫城,寿县古城墙是具备双重功能的州级行政建制的城墙。
      商丘古城墙作为第四批(199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13座城市的城墙相比,无论其历史文化与科考价值,还是其空间规划、军事防御、抗洪防灾等各种功能,乃至其保存完整程度都极有资格进入“中国明清城墙”申遗项目联合体。归德府城墙的加入也将会增加“中国明清城墙”的内涵,丰富“中国明清城墙”的风貌。
      针对商丘古城的申遗路径来讲,此种捆绑申遗,既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是一种相对简单可行的申遗捷径,商丘当抢抓机遇,加大协调力度,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力争让商丘古城墙早日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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