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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入遗”，指日可待 “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至今已历时十年。辽宁兴城城墙、江苏南京城墙和陕西西安城墙等3座“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2006年12月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排序第七。随后，该项目成员不断扩容，至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更新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已扩至6省8城，增加了浙江临海市台州府城墙、安徽寿县城墙、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城墙、湖北荆州市荆州城墙、 湖北襄阳市襄阳城墙，排序第十。2015年，该项目又扩充至“体量庞大”的10省13城，再次增加了河北正定城墙、河南开封城墙、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城墙、广东肇庆城墙、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城墙，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申遗呈现“8+5”的捆绑模式。2016年2月，安徽歙县徽城镇的徽州古城墙正争取加入“中国明清城墙”申遗项目。 当前，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进展加速。其申遗的田野调查、文本编制、规划保护、人才培养等诸项工作正努力向前推进。按照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进展计划，2017年1月前正式上报世界遗产中心评审，2017年8月底前迎接国际权威专家的考察，2018年6月底前接待最终考察与世遗评审，迎接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也就是说，在没有大的意外的前提下，“中国明清城墙”将有可能在201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商丘古城单独“入遗”，困难重重 从世界遗产的现状与申遗发展趋势的层面来审视，古城类项目申遗难上加难。当前世界遗产“不均衡性”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①遗产类型及遗产项目的数量不均衡。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太多，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等太少；“静态”较多，“活态”较少。目前，《世界遗产名录》共收录1031项，其中文化遗产802项（占比77.8%），自然遗产197项（占比19.1%）、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2项（占比3.1%）。②遗产“富国”与“贫国”不均衡。目前《世界遗产公约》的191个缔约国中，28个缔约国至今还没有世遗项目被收录，84个缔约国拥有的世遗项目数量在3个以下。与此相对应，意大利（51项）、中国（48项）、西班牙（44项）、法国（41项）、德国（40项）等遗产富国拥有惊人的世遗项目。③遗产分布地区不平衡。欧洲和北美492项（占比48%），亚太地区238项（占比2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34项（占比12%），非洲89项（占比9%），阿拉伯地区79项（占比8%）。为打破世界遗产的这种“不均衡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凯恩斯决议》的修改意见，将对文化遗产项目、遗产“富”国以及世界遗产项目“富裕”地区进行申报限制。这势必影响我国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此为其一。 其二，从全球范围而言，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和评定总体上呈现出以下趋势：由重视皇宫、宫廷、上流社会向同时重视民间和社会草根阶层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城市遗产向同时重视乡镇、农村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主体民族遗产向同时重视少数民族和原住民遗产的方向发展，由重视政治、军事、艺术遗产向同时重视工程、民俗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静态遗产”方向向同时重视“活态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单体遗产”向同时重视“群体遗产”“系列遗产”方向发展，由重视“纯文化遗产”向同时综合反映天地人关系的“自然文化复合遗产”方向发展，由单纯重视遗产的“物质”内容向同时重视遗产的“非物质”方向发展。针对古城类项目（包括古城遗址、活态古城等）申遗的发展趋势来看，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全球共有62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1996年至2005年十年间，全球共有78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其中1997年、2000年均有12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而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全球共有13个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其中2010、2011、2013、2014、2015年均没有古城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这些发展趋势也必定影响传统遗产项目的申报，古城类项目申遗已成明日黄花。 从国内世遗的现状与申遗发展趋势的层面来审视，古城类项目申遗难乎其难。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目前遗产总数48项，仅次于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二。其中文化遗产34项（占比70.9%），自然遗产10项（占比20.8%），双重遗产4项（占比8.3%）。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申遗规则及其发展趋势，我国的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将遇瓶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申遗现象将会持续。出于遗产保护的初衷，为提高申报质量，确保每次申报都能成功，国家文物局在2012年重设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后的名单共有45项，项目“打包”申遗渐成常态。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份名单中竟没有一个古城类申遗项目，就连被列入2006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凤凰古城”也悄然改变了申遗路径，更名为“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实际上，这也并不奇怪，也容易理解。因为我国已有平遥古城、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况且两古城被列入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对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如下界定：“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典范，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与“古城丽江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实、完美地保存和再现了古朴的风貌。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此前提下，如果国内其他古城项目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就一定要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之上，否则只能作罢。也就是说，平遥古城的“入遗”决定了国内再想以“明清古城”项目申遗，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吆喝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申遗的“荆州古城”“辽宁兴城”等，到头来只能走捆绑“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申遗、“阆中古城”只能走捆绑“蜀道”项目申遗。 从商丘当地政府、民众关心支持以及商丘古城本体层面来审视，商丘古城申遗困难重重。商丘古城所在地目前仍属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保护古城，政府虽然出台了《商丘古城保护条例》，但囿于财力支持不足，仍没有充沛的资金对古城进行大规模地保护与修复，更无从顾及古城周边的环境整治，况且这都是申遗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商丘古城虽然曾于2006年（单独申遗）、2009年（捆绑大运河申遗）进行过两次申遗，但由于古城本身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保护管理等状况以及对外宣传力度、立法保护力度、民众的支持参与等方面存在不足，两次申遗均无果而终。 可以推测，在古城类项目申遗已成明日黄花的大背景下，商丘古城单独申遗在很长时间里只能是一个梦。 商丘古城墙应自觉捆绑“中国明清城墙”申遗 中国明清城墙“8+5”的捆绑申遗的13家名单中，西安城墙为第一批（196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城墙是第二批（1982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城墙、兴城城墙是第三批（198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荆州城墙、开封城墙是第四批（199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台州府城墙、寿县城墙、襄阳城墙与肇庆城墙是第五批（200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宣化城墙是第六批（200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城墙是第七批（2013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汀县城墙是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 上述13家明清古城墙分别代表了明清时期的都城、二级王城、府城或州城和卫所等城市体制。南京明城墙属于京师城池规格，凤阳明中都皇故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以“中都规制”兴建的都城建筑，西安明城墙属于二级王城，襄阳、荆州、台州属于府城，兴城是中国仅存的明代卫城，寿县古城墙是具备双重功能的州级行政建制的城墙。 商丘古城墙作为第四批（199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13座城市的城墙相比，无论其历史文化与科考价值，还是其空间规划、军事防御、抗洪防灾等各种功能，乃至其保存完整程度都极有资格进入“中国明清城墙”申遗项目联合体。归德府城墙的加入也将会增加“中国明清城墙”的内涵，丰富“中国明清城墙”的风貌。 针对商丘古城的申遗路径来讲，此种捆绑申遗，既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是一种相对简单可行的申遗捷径，商丘当抢抓机遇，加大协调力度，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力争让商丘古城墙早日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