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是明王朝的都城城墙，也是中国大地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城市城墙，它见证了南京650余年的风云历程，凝聚了南京人的血脉记忆，至今依然和现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城墙功能转型，南京城墙已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但其遗产价值并不局限于地面存留的文物本体，与之相关的记忆资源更是构成南京城墙沧桑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17年11月开始，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联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联合启动“南京城墙记忆”口述史采访项目。采访组辗转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对话101位受访者，积累了超过80小时的采访视频，采集了大量的视频、音频、照片资料，整理口述采访文稿共计58万余字。采访组从中选出79位个人（含群体）的记忆，结集成《心城：南京城墙记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记录下几代人对南京城墙的浓浓情愫。

 

南京明城墙，更是“民城墙”，几乎每一个正在南京生活或者在南京生活过的人，都与她有着密切联系。“南京城墙记忆”口述史采访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城墙保护做出巨大贡献和努力的人们，亲历城墙保护、修缮历程的工作人员，以及生活在城墙周围、保存着个人城墙记忆的‘老南京人’‘新南京人’，他们脑海中存留的有关南京城墙的记忆，是构成南京城墙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必须看到的是，这些存在于个人脑海中，不可替代的记忆资源每天可能都在消逝。因此，抢救城墙记忆遗产，保存真实历史信息，将有关城墙的个体记忆汇聚成集体记忆，是当今南京城墙保护、研究与利用工作中刻不容缓的内容，也是推动南京城墙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新尝试。

 

从采访第一位受访者、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开始，到最后一位受访者、原南京城墙管理处处长曹敦沐为止，两年多时间里，采访组拜访了101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生活阅历的各界人士。他们采用口述史学的新型资源收集方法，在一到两个小时面对面的交流倾听中，一段段城墙故事在摄像机前缓缓道出。“这些记忆涵盖了南京城墙修缮保护历程、规划与申遗工作、南京民俗、个人生活记忆等多方面，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珍贵记忆资源体系。”

 

94岁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蒋赞初先生1946年来南京读书，第一次接触到南京城墙，“玄武门是我当年去的第一个城门”。蒋先生回忆，三山门、聚宝门、通济门这三座拥有庞大瓮城的明代城门也给年轻时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相约，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每个星期走访其中一座城门，进行细细探访。

 

蒋赞初的同学、93岁的梁白泉先生同样是在大学期间喜爱上城墙的。他认为，南京城墙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商周以来的筑城传统，将城墙建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在他看来，在中国筑城史上，南京城墙最大的贡献是烧制城砖时实行的责任制，不仅保证了城砖的质量，也保证了城墙的坚固。

 

南京大学哲学系李廉教授和夫人谢竹如长期从全城各地搜集散落的南京城砖。谢竹如回忆，李廉生前将散落的城砖砌成小花坛，不许任何人动，他反复说：“这些城砖都是国家的，总有一天国家会收回。”2014年，在这批城砖被回收用于城墙修缮后，谢竹如也完成了老伴生前将城砖“颗粒归仓，守护城墙”的遗愿。

 

著名演员海清小时候住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与她朝夕相伴。从海清家住的大院子里出来，“走到一半就有城墙，我每天都能走过城墙。”海清对城墙太熟悉了，“对我来说，城墙就像家人一样，每次回南京，从沪宁高速公路下来，看见中山门，就真的觉得到家了。”

 

保留在“老南京人”脑海中的城墙往事，则是鲜活的生活图景。在南京白局非遗传承人徐春华的童年时期，城墙是玩耍的乐园：“我是在水西门城墙底下玩大的，从小没什么玩具，要玩都是爬到城墙上头。正月十六爬城头，爬完城头紧接着清明前后到城墙上放风筝；到了秋天，就在城墙根前挖蛐蛐、逮蛐蛐。”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陶思炎在口述记忆中阐述了南京城墙非遗文化的演变：“正月十六爬城头”的独特民俗，是从明代南京农村“走三桥”的风俗演变而来。南京城墙还产生了沈万三聚宝盆传说，“城门城门几丈高”的童谣，可见城墙早已深深渗入普通人的生活，他因此呼吁将每年的正月十六定为南京的“城墙节”。